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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大周在天子的名讳这方面，因为有固定的字辈，所用字在生活中也很常见，所以并没有严格要求避讳，甚至于高皇帝和太上皇，都曾经专门下令过，向百姓声明无需避讳。

乾圣帝和祁元询都觉得没关系，年号里带着字辈也就算了，可是偏又带着祁允昭的名字。

昭元年号，昭在元前，他们自家不在意，取年号的翰林和礼部官可能也没想到这一层，可是万一以后被人用来做筏子呢？

这便只能弃用了。

剩下的年号带昭字的，也只好先不用了，被提醒了以后，祁元询自己也觉得年号里还捎带着自家儿子的名字，总感觉怪怪的。

不过他家儿子若是愿意的话，未来继位就可以选用这些年号，皇帝用自己的名字，只要他愿意，别人也管不着。

年号这么一挑，剩下的就不多了，涉及到皇家的字辈与取名之后，就有了一个尴尬的事——带日的字寓意大多美好，他们家下一代从的正是日。

当然，祁元询记忆里还没有谁家用了景这个字，其他的寓意美好的字眼还用不过来呢。

所以，他也不去多管了，就和乾圣帝选定了“景熙”二字为年号。

听起来不如宣武与乾圣有气势，但是“熙”有光明、和乐、兴盛、吉祥之意，也是他对未来的美好愿景。

确认年号之后，便可经由礼部昭告天下，来年改元景熙了。

到了明年，无需通知，大家也能自觉使用新年号纪年，尤其是朝鲜国，官方使用的也是大周年号，消息滞后的话，便会出现上皇退位、新帝登基，他们却仍用旧年号，以至于朝鲜国使用的年号比上皇实际在位时间还长的情况发生。

确定年号后，祁元询便下令让工部、户部准备鼓铸钱文，其中所用字样为“景熙通宝”。

大周在宣武年间，曾经铸造过“宣武通宝”，但是官方大量发行的还是宝钞。

而且宣武年大周比较缺铜，铸造的铜钱配比未曾确定，又有回收一些旧铜铸钱，是以铜质复杂，质量各不相同，后期的宣武通宝，成色大致都比早期的宣武通宝要好。

其后在乾圣年间，开铸“乾圣通宝”，制作显得非常的精美统一，钱文也是名家手笔，笔画端庄。

虽说大周的官方铜钱一直有发行，但是市面上，还有许多古铜钱在流通。

有些被回收了，但是总有地方还是在用的。

朝廷官方发行的钱是制钱，当然是最为标准的，可恨的是总有那么些人会私铸钱币，私钱的质量当然是没有制钱的好的。

想要办大事就得有钱，铸钱计划很重要，因为祁元询想做一件傻事儿───停止大规模发售大周宝钞，只保证宝钞能够兑换与国家的存储量相匹配的钱币。

这件事儿在宣武年间的时候他就做过，那时候还把主意打到过国外去。

这些年的国库收入和一些矿产收入，确实能够像他想的那样支撑一部分，但是印刷宝钞，这种躺着来钱的好事，还是很难让朝廷下定决心去废止宝钞的流通。

就算宝钞的购买力越来越低，朝廷也只是想办法去补救，而不是要直接废止，恢复钱币的通行。

宝钞的好处和坏处都很明显，从便利程度来说，未来加强对外联系交流，以及能够连通的疆域更加扩大之后，宝钞当然比金属方便。

但是大周现在要面对的状况，是其他属国还不太认同宝钞的购买力，宝钞的信誉值现在还没有重新建立起来，又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，大周的铜钱金属大量的外流。

祁元询怎么说也是有前世记忆的人，他还不至于已经看到了问题，却只想着按部就班的治国，躺在父、祖的基业上吃红利。将问题留给子孙后代去解决。

大一统朝代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，那就是经过太&祖开国立业，太宗治国发扬光大，到第三代或第四代（按照严格要求的谥法来说，应当是高宗、世宗这样的守成令主）皇朝会达至鼎盛。

西汉的文景之治，唐朝的贞观之治以及实际上在初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元盛世，都基本上还是遵循这个道理的。

但是，一个国家灭亡的诱因，其实很早就种下了。

前朝的事他就不说了，史料上已经记载的明明白白，而本朝的走向，其实也很危险。

不要看现在还是一番万国来朝的煊赫景象，大量的驻军以及军户体系，也保证了大周军队的基本战斗力。

最起码，就算未来的发展走向像光幕预言的那样，出了个导致京营和上直卫全军覆没的“天才”军事指挥艺术家皇帝，也顶多是朝廷中央失去了直接震慑地方的力量，就算后备重新补足，也改变不了逐渐文恬武嬉的局势。

所以说军事方面暂时不用担心，祁元询也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。

要担心的，还是朝廷的财政问题。

发行宝钞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，而停止发行宝钞，储备贵金属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。

就算朝廷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矿，开采个几百年，容易开采的也应该要被开采完了，而且就算容易开采，负担全国那么多地方的费用，用来解决问题，那也只是杯水车薪。

铸造钱币、少发宝钞只是其中一个方面，祁元询真正想做的还是──增加赋税。

他这种做法，放出去肯定是要被讨伐为无道昏君的。

但是祁元询想收的不是农业税而是商业税。

太&祖高皇帝本身就是农民出身，所以非常体谅百姓，大周在田税等赋税方面定的比率是非常低的，再加上有前朝相对比，更显得大周天子爱民如子。

而和祁元询记忆中对应的历史发展也证明，大周的异界同位体的历代皇帝，基本上为了彰显自己的仁政，没有几个会去加税的，以至于赋税变得越来越低。

当然了，田税本来就收不上多少钱，减免农民赋税也能减少流民，名利双收双收，是件好事儿，祁元询一点意见都没有。

但是商业税也定的那么低，那就不太美妙了。

祁元询前世记忆里的那个朝代，最后的崩溃就是因为没钱。

不算后续意外的话，除了各种天灾，最直接的人祸来源于一场为了省钱而进行的裁员。

而后代皇帝的没钱，追根究底还是朝廷对文人在税务方面有许多优待，使得隐户、连田愈发增多，朝廷本身收取的税收又太少。

就拿大周现在举例，农业税已经很低了，按理来说，其他的税收更应该从商业税那里找补回来。

可是大周开国的时候，连铜钱都很少铸，只能发行宝钞，所以在商业税方面，为了鼓励社会生产，保证大周市面上的金钱流通，以及百姓的生产生活，商业税定的也不高。

商业是非常赚钱的。